(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南京很热，非常热。它和重庆、武汉并称三大火炉。自有历史记录以来，气温最高将近41ºC，其时为1958年。 　　四年后，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阿肯色州的罗杰斯市（Rogers）开设了第一家打折店。那个南京最火热的八月之后整整三十年，沃尔玛在1988年成为全美利润率最高的零售商。 　　在1966年，理查德·舒尔茨（Richard M. Schulze）与人合伙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Saint Paul）开办了一家高保真器材店“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到了1983年，音乐之声更名为百思买（Best Buy）。 　　命运的奇妙之处总在于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阿肯色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夹着密苏里州，而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恰恰正是南京的友好城市。 　　张近东生于1963年，成长在南京。 　　和他成长同步的，不止是从中国从动乱年代复苏到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激荡岁月，亦是沃尔玛和百思买这两家零售企业典范迅猛发展的黄金年代。在苏宁成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和这家公司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一场新革命。 　　这场跌宕起伏的变革以雷霆之势碾平传统和旧势力割据的领地，同时悄然无息地造就出新的王国和乌托邦。旧时代的大厦轰然倒塌，新时代的前路通往遥远的看不到尽头的地平线。 　　一些人置身局外，另一些人则投身时代的湍流忘我地冲刺搏杀，一群固执保守的人面对这场狂风暴雨手足无措最终化为齑粉，而另一群狂热的挑衅者和背叛者则成功地找到了驾驭风暴然后攀升的窍门。 　　互联网革命，捣烂并重塑着这个世代，同时也重新定义着商业世界和城市的生死兴衰法则。1990年，苏宁诞生于南京，20多年后，它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反哺这座城市。 　　建城两千五百年的城市，诞生至今二十七年的企业，它们的命运在互联网时代奇妙地交织在了一起。 　　下海 　　21岁的时候，张近东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他被分配到了一家国有企业，每个月工资到手55.7元，全国和他领相同数目工资的人还有千千万万，大家共同捧着体制的铁饭碗觅食温饱。 　　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冻土还没有被市场化的春风融化的时代，但是，一些新的变化正在默默而迅猛发生着。 　　这一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仅为1283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7015亿元。和工业门类中全民所有制（11%）及集体所有制产业（21.3%）的同比增速相比，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的增幅达到了惊人的56.8％，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了51.5％。 　　这一年，洗衣机 578 万台的销量同比增长了58.1%，电视机产量为996 万部，其中彩色电视机为129 万部，比上年足足增加了1.4倍，电冰箱产量达到53.73 万台，同比增长了1.9倍。 　　是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357亿元，比上年增长17．8％，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7％。抽样调查显示，城市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608元，比上年增长15．5％。 　　在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里，官方总结道这一年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这对过去十多年一直处于物质匮乏状态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情况。 　　一九八四，这个因为乔治·奥威尔同名小说而有着别样意味的年份，对当时的中国人就意味着切实的并可感受到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时代的新风正缓慢地渗透到从梦呓中渐渐苏醒过来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些最具勇气最敏锐的人最早意识到，这场方向和威力还不明晰的岚风在未来会彻底改变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 　　1989年，在上海喝咖啡的经历彻底冲击到了张近东，他被几杯饮料就价值一百多块钱的事实震撼到了。于是， 回去之后他开了自己的咖啡厅“康乃馨”，这是南京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咖啡厅之一。 　　开咖啡厅则需要装空调。 　　对当时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空调无疑是一台奢侈品。格力创始人朱江洪在自传里回忆到，那时的一台普通1匹分体空调能卖五六千元，普通5匹柜式空调甚至高达一万五六。 　　价格只是拦路虎之一，安装空调还要特别申请，要布置专线，还要缴纳增容费——现在的绝大多数读者对它都很陌生，事实上，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直到2000年才被发改委取消。 　　于是，张近东找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空调公司春兰南京办事处的主任，两人就此相识并相熟起来，张近东开始做起帮助对空调有着强烈需求、对价格并不敏感的企事业单位代购的生意。 　　直到1978年，我国才开始有了国产空调，当时的年产量仅有233台，到1985年时，这一数字增长到到了12万台，和当年的家用洗衣机（883 万台）、电视机（1622万部，彩色电视机产量为为410万部）、家用电冰箱（139万台）相比无疑小巫见大巫。 　　张近东判断，南京炎热的天气一定会让空调在这里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代购经历则让他意识到，即使空调暂时无法形成庞大的普通消费者市场，也有足够的“单位”来消化它。 　　参观了春兰空调在泰州工厂里的五条生产线之后，心潮澎湃的张近东下定决心彻底扔掉自己手上的铁饭碗，从国有单位辞职了。 　　1990年，那时候的大环境下，畏手畏脚的公民们无法像今时今日的人们在圣诞节的名义那样放肆下消费和愉悦，这个西方节日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只不过意味着一年终于即将结束。 　　张近东选择在这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用积攒的十万元启动资金在南京宁海路60号租下了两百平方米的两层楼门面房，取名“苏宁交电”，专营空调。时至今日，苏宁究竟是苏州路和宁海路的合称，还是江苏与南京的并称，近三十年后，也渐渐成了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当时的张近东并没有多少心思去关心这个店的名字，门店一年租金高到七万元，一台空调进价就在五千左右，十万元不过杯水车薪。 　　于是，张近东大胆地耍了个小花招，收到顾客的款项后他承诺之后上门安装，在此期间便直接用消费者的钱去提货。一单生意一进一出间，他便可获利千元左右，而1991年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才不到1600元。 　　8月份正是空调企业进行结算的时节，张近东卖出了2000多万元的空调，到了年底，这一数字最终翻番到了4000万。 　　战南京 　　到此时，这还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创业故事，它符合着主人公的预期和希望。然而，一个的好故事总要有它的转折和起伏，只有精彩而激动人心的情节才能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和憧憬。只有经历过看似无法克服的考验和试炼，故事才得以圆满，故事的主人公才得以展开新的冒险，外人才会餍足。 　　张近东和苏宁经历难关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临了，是时，担任故事反派的是所谓的南京八大商场。 　　苏宁在1992年的销售额超过1亿元，占据了整个南京七成的空调市场份额，这座城市原先的行业和利益格局已经被这个跳出体制的新来者全部打乱了。意气风发的张近东根本没有注意到，积蓄竞争对手不满和敌对情绪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一九九二年十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最终决定结束对中国外贸制度的审议，转入市场准入的实质性谈判阶段。同时，中美两国达成了《市场准入备忘录》，美国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当时，国内普遍相信中国即将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若此，国外家电品牌凭借关税优惠政策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家电行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更让空调市场的玩家们胆战心惊的是，南京在一九九二年的高温天气时间又较往年缩短。 　　下一年的空调市场局面究竟会如何，没有人有明确的答案。 　　春兰在这年十月举办了下一年订货会，经销商大多首鼠两端，而张近东则当场签下了近5000万元的合同。到了1993年，中国并未如预期一般成功复关，而且人民币也升值。张近东近乎豪赌式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上一年的淡季打款让苏宁在空调销售旺季有了足够的货源和价格竞争优势。 　　1993年的春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加热闹。 　　苏宁率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广告战和价格战，原来的做局者终于无法再忍受这个肆无忌惮利用他们闻所未闻的异端行径抢占原本属于他们专享领地的搅局者。 　　于是，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南京交电集团公司、太平商场、山西路百货大楼、鼓楼百货商店、南京商厦、家电商场八家主要国有商场联手成立“南京家电拓展协调委员会”，并义正言辞地发出了《致全国空调生产企业的一封信》指责苏宁，并宣布将以统一压价和停销等手段。 　　八大商场的营业面积合计约20万平方米，是苏宁的一千倍左右，总营业额则是后者数十倍。 　　战火燃起，苏宁一开始却不想应战。三洋空调举行了一次供货商会议，张近东之前主动邀请了八大商场的代表，试图以此缓和双方的关系。然而当他准备发言的时候，代表们行动齐整地离席而去。尴尬之后，张近东还是硬撑着念毕发言。 　　妥协求和的幻想已经破灭，此后便只有双方不分胜负不罢休各逞其能。 　　八大商场在报纸上打出广告展开价格战，苏宁立马还以颜色，不仅降价应对，还向消费者保证如果在八大商场买到比苏宁更便宜的空调将补足差价，大战第一天，苏宁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当时甚至传言八大商场由警车开道前往春兰提货，张近东则反客为主提醒消费者国有市场因为没有货源了才会如此郑重其事。 　　在这场发生在春末的战争里，国有商场开始渐渐地感受到了游戏规则已经不再倾向它们。和张近东这个个体户相比，它们在空调的进价和货源上的确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的话语权。 　　而在当时计划经济已经成为落后代名词的气氛中，人们早已经厌恶反感了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风格，这些国有商店面临着始料未及的攻讦和批评，在越来越多人眼里，张近东成为只身挑战垄断势力的英雄，外界的支持和同情将胜利的砝码逐渐压向苏宁的那一端。 　　在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肇始期，乍看上去和国有商场开战无疑以卵击石的苏宁最终却赢得了这场战争。它当年的销售额同比增加178%，超过了3亿元，同时，这个开在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之一的店铺，由此也成了中国最大的空调经销商。 　　故事有了一个主角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战胜反派的标准结局，无论是主人公还是观众都皆大欢喜。但是，这个故事却并没有如此轻松地结束，三年后，它迎来了真正的高潮和转捩。 　　等云到 　　一九九六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元年，整个空调市场经开始出现剧变势头。 　　在四年前，年产能在20万以上的厂商还是有春兰、华宝和美的，而到了1996年，空调年产量在40万台以上的公司除了上述三家之外，还增加了海尔、格力等品牌。1992年的全国空调销量堪堪超过100万台，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便达到了600万台。 　　社会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空调市场的突飞猛进，那是中国空调行业的黄金年代，已经成为全国空调经销商龙头的苏宁本来也可以安稳地享受日进斗金的财富神话。 　　九十年代空调生产增长趋势 来源：申银万国 　　面对如火如荼的市场发展势头，生产厂商不再满足于利益被代理商分食，它们也迫切地试图涉及到渠道之中，直接面对消费者，将原来经销商们赚取的利润一并抢下。 　　整个家电市场所谓“砍大户”以削弱渠道商话语权的行动也扩散到了空调行业。 　　到了1997年，按捺不住的厂商们终于行动起来，春兰的策略从原来的“发展大户”变成了“封杀大户”，他们宣布投资十亿元要打造一个涵盖3000家星威连锁店的销售网络，并在当年就开张了500家连锁店，海尔则提出了“不发展大户，发展散户”，美的则直白地用“限制大户、扶持中户、发展散户”阐述自己的方针，到了这年年末，格力则在湖北设立了行业里首家销售公司。 　　在生产厂商都已经意识到了零售终端的巨大潜力并不惜和昔日的合作伙伴兵戎相见的时候，渠道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形成新的竞争合作格局已经成为市场上无法逆转的潮流。而渠道的颠覆必然导致商业模式的变革，甚至还未等前者发生，后者就已经悄然率先变化来适应市场趋势。 　　苏宁最早意识到了危险的端倪，在1996年初，张近东宣布业务重心从批发转为零售，随后迅即在扬州开设了苏宁的第一家连锁店，到了1997年“砍大户”风气已经蔓延整个市场时，苏宁已经开设了三十多家空调连锁店。 　　整个空调市场的格局在1997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意气风发的春兰随后渐渐泯然众人从历史的舞台落寞退下，苏宁则把握住了潮流的方向。 　　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世纪末情绪仿佛感染着每一个人，一切都在迅疾变动着。每分每秒都发生着人们无法预料或解释的商业奇迹，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用常理或逻辑来解释，在那个企业制度和实践都还空白浅陋的年代，企业家精神成为商业世界唯一的图腾和规则，而那些创业起家的企业家们也同时代一样疾速运转行动起来。 　　千禧年前后，苏宁再度转向，从空调零售转型综合家电，并决意全国连锁。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扎根十年之后，这家公司的视野超出了南京及江苏，张近东在2000年提出要在三年之内开设1500家店。 　　在立下这番豪言壮语的同时，张近东根本不会注意到，在和南京直线距离只有两百三十多公里的杭州的某处公寓的狭仄室内，马云和他的十八罗汉创立了阿里巴巴。从1999年到2000年，阿里巴巴先后获得了两笔总计2500万美元的投资，而在2001年，苏宁的净利润刚刚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Amazon 与沃尔玛营收同比增长比较 来源：wikinvest 　　在2000年，沃尔玛的营收超过1807亿美元，而 Amazon 的收入则为27.6亿美元，其亏损则达到创记录的14.1亿美元。后者的市值这一年只有166亿美元，而前者则将近2400亿美元。但是，这一年 Amazon 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68%，而沃尔玛只有不到20%。 　　一个新的时代正悄然来临，零售业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着变化，随着2003年淘宝及支付宝的推出，互联网购物开始猛烈地冲击起传统零售的固有格局，在中国这个城市化进程迅猛、消费潜力旺盛的市场上，这一点在日后开始越来越鲜明而深刻地显现出来。 　　到了2009年，淘宝的交易额已经达到2083亿元，CNNIC 的调查显示，到该年上半年时全国网购用户增加到8788万，同比增幅将近29%，其消费支出超过了1195亿元。其中网购1～2次的网民群体为32.3%，有5～10次网购经历的网民达到30.5%，抽样样本显示人均网购消费达到1360元，高于上一年网购金额最高的上海地区消费水平。 　　这一年，对苏宁来说意味深长，黄光裕最终身陷囹圄，国美在线和苏宁的竞争中颓势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家当年收入583亿元的连锁零售商在线下3C 零售市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霸主。 　　同样在这年，金融危机的涟漪开始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开始激烈而刺痛地激荡起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自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这对于线下零售实体而言并不是个好的预兆。 　　虽然网购在当年的社会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还不到2%，但是在网上购买通讯数码、电脑及家电产品的消费者已经占到了整个网购群体的近1/4，对苏宁来说，这是一个颇有些苦涩意味的数据。 　　或明显或细微的迹象都在显示，人们正在习惯着到网上去购买以往他们会去线下连锁店买的商品，在网购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一旦用户养成网上购物习惯的话，便很难再吸引他们到线下店去消费。 　　这时，苏宁选择了开展自己的电商业务“苏宁易购”，财报显示，到了2014年，易购的营收在五年间从20亿元增加到了近258亿元，同期苏宁的营收从755亿增长到了1089亿元。电商业务增速惊人，在2013年，张近东是把网络零售提高到处于公司业务主体的地位，并宣扬 O2O 全渠道和融合线上线下的开放平台的重要性，这便是所谓的“一体两翼”战略，苏宁云商最终浮出水面。 　　情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宁这个从传统家电向互联网零售转型的巨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在中国的商业史上，从来没有一家公司经历过如此深入骨髓的业务转型。过去，苏宁还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而现在，它却必须独自在线上线下零售相互纠缠的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血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案例可以参考。 　　创业维艰，转型更加痛苦。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在2014年的零售额同比增幅仅为0.4%，其中家用电器类商品零售额更是出现了1.6%的下滑，虽然苏宁史无前例地连续录得过千亿营收，可是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股东的净利润在公司历史上首次出现亏损。2014年财报显示，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96%，无论按店面类型还是市场等级划分，苏宁在大陆地区的可比门店经营全部出现了下滑。 　　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一个秘密计划在包括张近东等苏宁的两三位最高领导间渐渐成型成熟，它大胆而超乎想象。 　　这个计划的执行显得颇为神秘。 　　二零一五年夏末的某天晚上，公司品牌部的一位经理在九点多被紧急电话召回了公司，但是在办公室一直等到子夜时分都没有等到领导出现，于是，他和其他人一起到苏宁总部大楼外的烧烤摊吃宵夜。 　　然而只吃到一半他们就再度被召了办公室，等待的是一纸保密协议和承诺不会操作股票交易不当获利。接下去的一周时间里，他们被封闭起来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和他们一起合作的还有来自杭州的二十多人的团队。 　　直到这个计划被公诸于世的前一刻，直到马云在苏宁发布会上突然现身的时候，在场的外人们才意识到他们见证了一条爆炸性的商业新闻。2015年8月10日，阿里宣布以约283亿元人民币战略投资苏宁，成为后者的第二大股东，苏宁则以140亿元认购不超过2780万股的阿里新发行股份。 　　被眼前的事实冲击到的人们可能并无法真正意识到这个时刻、这个场合的历史意义，他们或许并不会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见证了中国商业史上最具商业精神的一次交易。 　　就在两年前，张近东还在两会上提交了对电商征税的提案，而在过去几年间，淘宝、天猫则年复一年不断挤压着其他线上线下对手的生存发展空间。两个在利益上有着直接冲突和竞争的公司，最终却选择了相互入股这种和平文明的方式，以此协商妥协来实现各自业务的互补和共同发展。 　　就在两家中国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前不久，Amazon 的市值也顺利实现了对沃尔玛的反超，截止2017年4月上旬，前者的市值在20个月内已经增长到了后者的两倍。 　　我们最终迎来了一个互联网零售时代。 　　此时，距离苏宁成立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在这25年里，南京和互联网的关系却就像阿基琉斯与乌龟之间的赛跑一般，无论如何，即使相隔再近，这座城市也没能追上互联网。 　　辐射效应 　　在南京，尽管享受着网约车、网购和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但是，他们对互联网依然抱着成见。一个本地人告诉我，南京的年轻人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同龄人那样拼搏，创业从来不是他们的首选项。在南京话里，“小杆子”就指那些满足小富即安的年轻人。 　　北京和上海在资本和权力的催化下进化为狂热的超级创业王国，因为开放环境吸引来的大量异乡人和最先接受的商品经济风潮的洗礼，广州和深圳对创业者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像杭州，阿里巴巴庞大帝国下衍生出的价值链和生态体系，吸引着对互联网早已经顶礼膜拜的创业者。 　　在中国喧闹的互联网和创业世界里，南京就像一座在过往历史浓雾中被湮没的隐秘之城一样，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它遗忘，在这样的环境下，它无论做出多少探索和尝试，似乎都无法引起外界的正视和兴趣。 　　人们惯用“大萝卜”来形容南京人的憨实和散漫，显而易见，在激烈变革迅猛变化的互联网时代，南京这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在一开始惯常以不疾不徐的姿态来应对。 　　在促进产业升级调整和互联网创业创新上，南京并未无所事事，仅仅在去年一年，它就新增了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27家，总共拥有了162家众创空间。事实上，南京是中国仅有的十二个 GDP 超过万亿元大关的城市之一，作为一个有着天然便利区位条件的区域核心城市，它本来应该有着和北上广等其他城市一样浓厚的互联网氛围并开花结果的。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此。 　　上溯到1988年，深圳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86.9亿元，而南京的产值则已经达到了130.3亿元。 　　在2000年时，深圳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5.24亿元，南京则为1021.29亿元，到了2016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9492.60亿元，南京则为10503.02亿元。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深圳和南京的生产总值差距从1.63倍扩大到1.85倍，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造成两座城市在互联网发展水平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的原因，除了政策导向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腾讯及华为等公司在深圳互联网事业发展中所起的示范和生态辐射效应。 　　2016年前十一个月，南京市规模以上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5.53亿元，同比增长108%，拉动整体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6%，贡献率达到23.7%。而深圳在2016年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达到908.64亿元，增长50.7%，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814.81亿元，增长9.6%，互联网产业达到767.50亿元，增长15.3%。 　　“南京的潜能相当于一个冰山，它有很大一块在下面的东西，怎么能够再多冒出一点东西到上面来，我认为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明星企业来带动的。我觉得在苏宁来讲，我们做这件事情，也是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我一直认为南京并不是说这个技术创新没有基础，只不过很多人做的是底层工作。”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二十多年前毕业后，放弃了北京分配的工作，只身来到了南京，他亲身经历了苏宁和这座城市这些年来的变化。 　　南京距离互联网和创新创业到底还有多远？也许就是从苏宁总部到它的青创园的距离。 　　这个在过去七年里渐渐从线下连锁零售演化到到“一体两翼”的互联网形态的公司，很早以前在总部附近就有两栋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关心和思考过它的用途，毕竟苏宁自己在那些年里都如临大敌一般进行这互联网化转型。 　　苏宁云商集团副总裁任峻提出把它们改造成车库咖啡那样的园区，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负责管理楼群的置业业务的执行者对这个说法只理解了后面两个字，他们望文生义地就开了一家咖啡厅。如果没有下文的话，那么这间咖啡厅和苏宁总部大厦里包括“高管餐厅”在内的十三个食堂一样，成为云集在这里的两万多苏宁员工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在成立后第九个年头，苏宁才超脱宁城与苏省的温柔繁华乡，把自己全国连锁扩张的狂想变成攻势凌厉的出击，在第十九个年头，苏宁才开始进行自己的互联网革命，以“大萝卜”的姿态跌跌撞撞地从线下闯入线上。其实，早在九十年代末，苏宁就已经找过两家咨询公司讨论涉足电子商务的可能性，但最后的结论是，在当时那个节点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并不足以促进苏宁业务的增长。 　　南京正在急切地追赶着互联网，而这场追赶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实际上，它已经跑完了前面的四十二公里，但要冲刺完最后的195米达到终点，它需要一个领跑者。苏宁总部旁边的闲置楼群最终被改造成了青创园，这是南京第一个 TMT 领域的创业园区。 　　“过去一讲大企业，大企业是干什么的？大企业就是洪水猛兽，到哪吃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恨不得把大家都给吃掉。但是实际上现在大企业不这么干，大企业做平台来服务小企业，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更愿意用重资产投入的是这种平台，这是我们的能力。”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认认为青创园就是一个创投服务平台，苏宁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和能力来为创业者服务。 　　青创园里的一个创业项目是直播场景下的广告视频提供商，它的创始人有来自南京广电的主持人，也有来自台湾东森电视台的监制。其中的一位创始人打开手机上的淘宝及苏宁易购 App 展示给我看底层菜单中的直播入口，她告诉我，直播将来会在网络购物中超过文字和图片，他们就是向各个平台提供广告视频内容。 　　孙为民告诉我，进入互联网零售时代，全渠道的融合是其中的关键，苏宁在转型过程中已经将此作为重心来进行布局，而另一个关键则是引流，如何在互联网上引流是转型中的苏宁正在探索的重点。他们目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和答案。 　　“苏宁有这么大的体量的公司，未来它也可以打造周边很多的产业生态链，也可以扶持很多的中小型公司起来，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的一个概念。”苏宁文创集团 COO 米昕这样告诉我。 　　他认为视频和电商是互联网上用户投入时间最多的行为，通过内容入口来吸引用户，再将内容流量精细化使其成为真正的消费行为，这不仅是当前互联网上内容消费趋势的扩展和升级，也是未来互联网消费的最主要趋势之一，内容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流量和消费转化的枢纽。 　　这样的消费及商业模式已经由 Amazon 和 Netflix 的成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验证，而苏宁在互联网转型后也将文创、体育列入公司六大业务，而文化娱乐同时也是这个青创园的主要方向之一。 　　而苏宁多元化的业务体系和场景覆盖为提供一个抵达用户的出口，同时，基于苏宁零售生态下演化出来的创业项目也可以更好地推进它在互联网零售体验和内容方面的发展。除了建立在整个苏宁平台和生态下的创业园区之外，配套的还有一个规模达3亿元的青创基金，这个主要投资 A 轮以前的基金既可以得天独厚地利用苏宁本身的资源，同时又和苏宁之外的孵化器、基金进行合作来帮助创业者。 　　智能制造、文化娱乐、电竞乃至二次元都是这个基金的投资领域，它的期限涵盖管理及退出期共5年，在一个项目上累计投资最多不超过1500万元。 　　“现在这些项目更多是围绕我们整个大集团产业的纵向的这种布局的，项目投资很小，但是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如果单从投资回报来讲有可能不错，但是也不吃独食，也不控股，更多地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出影响，所以也不是按照这个投资的回报这个角度来看的。”在孙为民看来，青创园的创业项目除了对苏宁整体的补充外，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聚焦在了对南京整个城市的反馈上。 　　对南京来说，青创园实际上就如同互联网和创业的标杆。 　　在去往青创园的路途中有南大科技园和马群科技园，更早之前南京早就建立了1865园区，后者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北京798园区，但是，1865园区内现在最多的却是房地产企业和金银工艺品店铺。 　　事实上，长期以来互联网和创业在南京沉寂的原因在于，没有企业依托的创业园区在产学研环节上缺失了面向市场的最重要环节，没有研究和应用的转化，仅仅通过行政指令和规划聚集起来的创业园区里的创业项目往往各自为战，没有协同性，也不可能发挥集群效应。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投资基金的管理和辅导，创业项目更加难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其实我那天跟他们一些创业者谈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产品，你到我这儿路演一下，我可以一下子十个城市给你同步路演，对我来讲算什么？但他一下想搞十个城市做路演，那难死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容易配合的事情，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孙为民这样说。 　　在他看来，青创园这样的平台提供的实际是一种能力和可能性，能将里面的中小创业者和项目孵化出成熟的产品，借助苏宁的资源和平台优势推广到市场，最终诞生品牌和企业。 　　于是，互联网和创业在南京才从隐蔽的角落走到了聚光灯下，这座城市的优势资源才有了从互联网大流下浮出转化的可能性。苏宁对开放平台的宣扬重视及本身生态体系的庞大，则意味着这个青创园的辐射会随着其中产品项目的应用而真正从南京的一隅扩散到互联网流布的每个地方，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和企业来到这里。 　　这种流动才是真正推动刺激互联网和创业迅猛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推动一个城市向互联网转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真正成为商业实践而不仅仅是资本和行政游戏的根基。 　　二十七年前，南京这座城市诞生了苏宁，我们看到一家企业从中国的前互联网时代发展至今历经转型重获新生。那么，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一家企业究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推动一座城市的互联网再生呢？ 　　这不止是革命的故事，也是等待希望和验证未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