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org总监 杰奎琳·富勒（Jacquelline Fuller）

小扎和他妻子普里西拉·陈承诺将向捐出其Facebook财富的99%用于慈善事业。之后，反对的声浪来得如此迅猛。一开始，捐款声明赢得了广泛赞誉；如果这对夫妇信守承诺，在有生之年捐出450亿美元，他们将成为全世界最慷慨的捐赠者。但很快，批评家们抨击道，捐款流向的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是一家私营公司，根本不是非营利性的。而这，成为了人们质疑小扎夫妇巨额捐款动机的导火索。

怀疑论者或许会震惊于他们捐款承诺的数额。但硅谷收入的严重不均，滋生了对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权力的愤世嫉俗。即使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到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再到Salesforce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这样的科技巨头都纷纷捐出了令人吃惊的巨额款项，科技该怎样才能最好地服务慈善这个问题却变得更为紧迫了——或许正是科技大佬们的巨额捐款，才将这个问题拉向了大众热议。

Google.org将贫困和不公当做工程技术问题来解决。

早在小扎赚到巨额财富供捐款之前，谷歌就已经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Google.org是谷歌用以支持非营利组织和有价值事业的渠道。谷歌内部将Google.org昵称为.org，自2004年成立以来，.org就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而且成效卓著：与很多被富翁个人资助和管理的基金不同，Google.org代表着整个公司的慈善宗旨。

因此，比起受个人情绪影响更严重的个人基金，.org拥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可以更客观，更加数据驱动，更理性。Google.org的管理层都是极具经验的，理想主义的，专注的——慈善事业真正信徒的化身。他们所信仰的，就是谷歌的慈善版本。他们将贫困和不公看作是工程问题，从中寻找机会，并为之倾注脑力和资金。

在过程中，Google.org为公司收获了好名声。当然，谷歌本身就是用同样的工程方式在改变着世界，只不过，是出于盈利的动机。问题就在于，谷歌用来赚钱的同样方法，在成功没有底线来衡量的时候，还能不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慈善的历史

科技慈善模式的支持者称，解决社会不公的老问题需要一种独特的方法——部署经商业检验的，以技术为中心，数据驱动的策略。《没有免费的礼物》一书作者林赛·麦戈伊（Linsey McGoey）写道，虽然19世纪尚未出现超高效率的算法，以商业思维方式做慈善的做法却可追溯到至少120年前，那时候，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这样的实业家，就已经在用这种方法回馈大众了。

麦戈伊指出，今非昔比的，是规模。美国大约8.5万家私人基金会中，就有将近一半是在过去15年里成立的，且还在以每年5千家的速度递增中。同时，国际非营利法规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慈善事业的增长，与“巴西、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私人财富的增加有关”。换句话说，因为富人变得更富，他们有了捐出惊人数额的能力。

新技术还极大地延伸了慈善家们的触角。比如说，Google.org的运营就只需要几名工程师、协调员和团队领袖，但它能将慈善铺开到全世界数百万人身上。

与过去相比，技术发展极大地延伸了慈善家们的影响范围。

去年9月，谷歌发起了其第一次全球匹配活动，将1100万美元善款投向难民和移民救济组织。而它所做的，仅仅是在Google.com上挂出一个横幅式网络广告。两天半之内，33万捐赠人伸出援助之手，谷歌目标达成。时间再拉近一点，Google.org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捐赠了100万美元帮助对抗寨卡（Zika）病毒，并派遣谷歌员工志愿者团队帮助非营利组织开发了一款开源平台，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视化资源最优配置。

指数级改善

杰奎琳·富勒在2008年加入Google.org，就在谷歌成立其慈善部门，利用谷歌广泛的资源和人才发动社会创新革命的几年之后。在2004年致投资人的一封信中，谷歌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吉（Larry Page）是这么说.org的：“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个机构能够超过谷歌本身的全球影响力，将创新和巨大的资源应用到最大的世界性问题上。”

但，到了富勒上任的时候，.org正经历认同危机。它艰难地实现了一系列模糊混乱的想法，从超高效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到谷歌流感爆发趋势预测工具（公司悄悄地叫停了该项目）。

“我们启动和迭代，而不是快速前进和破坏。”——杰奎琳·富勒，Google.org

到了2011年，富勒升任.org的总监，负责管理每年1亿美元的拨款预算。在她的督导下，Google.org专注于寻找能够实现其社会使命的最佳合作伙伴。单干不能成事，谷歌想要与能发挥其科技专长的组织合作。

在与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合作过后，富勒称，自己完全被在控制风险和利用数据的同时参与更雄心勃勃的项目的想法迷住了。她说：“这种方法有据可查。既有全局视图，又在非营利和基金会世界中有增量思考。基金会的世界是如此专注，他们想的都是：‘今天我们喂饱了X个人，明天我们能喂饱X+1个吗？’而不是问：‘我们该怎么找到需要帮助的X个人？’”

神奇大脚（Miraclefeet），Google.org投资的一个项目，生产低成本支架，用非手术治疗方式矫正内翻足，而且能随儿童成长进行调整

谷歌是怎么给予的

今天，Google.org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给出金钱。直接资助特定非营利组织。谷歌地区办事处的区域性“影响力挑战”，让该公司成为了特定地区的好邻居。“全球影响力挑战”则关注特定的全球性问题，从机器人教育和计算机科学教育的多样性，到无家可归和青年人失业问题。今年，Google.org的全球挑战关注点，在残障人士身上。

富勒称，这种分层次的慈善形式，让谷歌拥有了挑选符合谷歌核心价值观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资助的自由，同时又能最小化可能纠缠传统经费申请流程的无意识偏见。直接资助方式让.org的高管可以扶植传统非营利组织世界之外的新奇想法，而区域性方法则可以支持那些与科技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非营利组织。

比如说，.org投资了GiveDirectly，也就是富勒称之为关注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典型案例的捐赠服务。它使用手机将资金转账给非洲的贫困人口，免除了政府官僚体系的经手费。这个创意基于2013年在肯尼亚乡下进行的一项调查，该项调查监测了收入开销流向，以及捐助确实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的事实。GiveDirectly是由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发起的，也就是代表了谷歌圈子里神通广大的，科技友好的社会企业家的那帮人。

同时，.org还积极支持那些拥有强大社区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例如，上个月，它就承诺捐赠300万美元，给湾区致力于消除教育领域种族偏见的组织。

富勒强调，Google.org提供的不仅仅是金钱。“我们努力连人带钱一起提供。”她说。为了帮助非营利组织达成他们的目标，Google.org可以联系谷歌那巨大的工程师人才库和其他极其有才的雇员。

透明度和责任感

但是，硅谷“快速前进，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与慈善事业能兼容吗？“慈善事业与软件开发不同，我们需要小心谨慎。我们谈论的是人们的生命，其中一些甚至已命悬一线。因此，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快速前进和打破常规，而是启动和迭代。”

但，这毕竟还是硅谷，Google.org也毕竟还隶属于谷歌。当被问及.org的失败时，富勒并没有给出什么迷人的故事。她说：“我向谷歌当时的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汇报，告诉他：如果执行Google.org的计划，我们10%的项目都肯定会失败。他看着我说：‘你的风险指数应该再定高一倍。’”

不过，如果Google.org采用硅谷对待数据和标准的态度，那它就不再是个开源组织了。一些批评家说，这可真不像谷歌。“谷歌最为人道的，就是通过细粒度的分析，让你在后台得到惊人的数据。”斯坦福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联合总监罗伯·赖希（Rob Reich）说，“如果他们试图树立大众使命感，拥有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社会影响力，那为什么要将这些知识限制在谷歌内部呢？”

而且，这也对Google.org和其他大型科技慈善事业提出了责任感问题。“我可不想让盖茨基金会离场。”赖希说。比尔·盖茨在很多重要的全球性会议上可是被当做一国元首看待的——虽然，与公选出来的官员不同，他可没有什么必须对公众承担的责任。

Google.org的情况与之类似。该公司从良好的公关中受益，同时将资金重定向到其选定的慈善投资中，当这些投资被征税，税款将进入政府项目，至少理论上而言，挺民主的。科技慈善应仔细审查，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倾向于崇拜这些科技巨头。“这些年，我们最著名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世界商业巨头。”

谷歌每年只向政府提交一份谷歌基金会的详细财务信息，其中只包括了Google.org捐赠的所有善款的一部分。很难将谷歌的方式与其他慈善事业的努力加以比较，部分是因为缺乏可比性材料，也可能是因为慈善界或许会在批判一家有能力提供未来捐赠的公司上有所踟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几家主要科技公司手中，谷歌的捐赠方式肯定会对慈善运作方式和受益人范围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将被慈善改变——以谷歌的方式。（翻译：nana，编辑：pic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