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雪征(美国德太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曾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这两天，联想控股在香港正式开始了全球路演，外界给予了这家30年的企业极大的关注。看到这些报道，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27年前，我陪同中科院周光召院长第一次去参观香港联想时的画面：在香港柴湾非常破旧工业区，一个拥挤杂乱的小楼里，柳传志在一群穿大裤衩、光膀子的工人忙碌的身影中，给我们讲联想未来国际化的梦想。

这些年当中，也经常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如果当时你没离开中科院，好好做你的处长、走你的仕途，你的人生会怎样?

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从1992年和柳传志一起坐火车硬座的经历说起。

1990年，我正式离开中科院加盟联想，先是在总裁室工作，从柳传志的助理做起。后来因为要派到香港联想工作，所以几乎将联想当时的各个部门都实习了一遍，工厂做过，也卖过打印机。当时做的也都是一些小事，和我以前在中科院经常接待诺贝尔奖科学家、接待高级别的外宾相比，真是有很大的落差。

1992年，我陪柳传志从深圳到广州出差，当时的条件，只能坐硬座。就在那个咣咣铛铛的硬座火车上，柳传志和我讲了很多如何适应企业工作的心里话，直到现在，那个场景，那些可能影响我一生的话，我都无法忘记。

在大家眼里，我是“资产阶级小姐闹革命，从城市到延安”，关于我在中科院时从处级干部升任副局级干部时遇到的困扰，柳传志也是很清楚的。

在拥挤的火车上，柳传志对我说：“雪征，你要知道企业做事情是以结果来考核人的，不是考核过程。面对结果与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要埋怨。不要埋怨领导，不要埋怨环境，也不要埋怨对手或者你的同事，你只能埋怨你自己做得不够好。”

柳传志还说：“企业和体制内最大的不同，就是企业是为了做事而做关系，不是为了做关系而做事。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的事业，如果把这个想透了，你就不会觉得委屈。”

柳传志在中科院时一度调到科学院的干部局工作，但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应这个工作。柳传志说，当时他有两个选择，要不好好做下去，也会做得很好，要么就离开，但是他绝不会坐着这个地方又不干事还发牢骚，这是没有用的。

这些话对我的启发是非常之大，甚至彻底扭转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后来在联想工作的17年，我都把这些话当成座右铭。

那次漫长的硬座之旅，使我终身受益，而两年之后的1994年，柳传志也用他的亲身经历，再次让我在实践中懂得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当时，联想准备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当时红筹上市在香港的不多，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家，真正实现上市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994年联想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晚上，为了向一名负责相关工作的处长汇报工作，柳传志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在冷风中等了将近3个小时，天那么冷，但是柳传志一直乐乐呵呵的，没有任何一点埋怨的意思。他还一度怕我们饿着，让我们去吃点饺子。因为怕错过和处长汇报工作的机会，我们还是没有去。

还有一次是在香港，也是为了向相关人员汇报情况，柳传志带着我在酒店大堂等了很久很久。最后，终于争取到了说上几句话的机会，其实就是这个人从酒店门口走到电梯间这短短的不到一分钟时间。

后来，每当说起这些细节，柳传志总会和我说，雪征你千万要记住，我们是要做大事的人，永远不能埋怨。

中国有句古语，“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和柳传志共事的17年间，我经常会想到这句话。也是在这17年间，柳传志用这种“做大事、不埋怨”的态度，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狂风巨浪。而我自己，也在随后的工作中真正感受到了这种心态的好处。

1997年前后，香港联想出现财政困难，在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各个银行之间算利率、争取贷款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一点难受，也从不觉得委屈。后来，联想并购IBM PCD，需要国内6个部委都一致通过，虽然工作量巨大，但是我心里很坦然，我的动力，就是要把事做好。

即便是到了现在，我离开联想集团从事投资工作，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深圳到广州的那辆火车上，柳传志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是要做大事的人。

与柳传志工作过程中，他的一次发怒让我彻底知道了何为“带队伍”。

我还在中科院工作的时候，别人总和我开玩笑说，马雪征上至副总理下到车老板都能聊得来，扫地购物办签证，样样都很精通。反正是很多小事儿我都能做，也喜欢琢磨。

到香港联想工作后，虽然柳传志经常讲搭班子、带队伍，也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够多带队伍，不要太陷在各种小事里，但我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有一次，柳传志要去内地出差，我又很麻利的帮他订好了酒店和机票，还做了签证延期等工作，完成后，我愉快地跑去和柳传志说，机票酒店都订好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和您一起去，如果不需要，工作也都已安排好了。

柳传志这次是真忍不住了。他很严肃地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几乎拍了桌子。他说，“雪征，我真的希望你能多花点精力去研究如何带一个团队去打仗，将来公司有更多工作需要你去处理，希望你可以承担起更大的任务。”

说完之后，他竟然非常坚决地让我把机票和酒店全都退了，让秘书重新订。当时香港联想还是家小公司，大家都非常节省，退订机票要承担不少损失，我和柳传志说，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有和秘书解释的功夫，我自己早就订完了。

我永远记得当时柳传志坚毅的表情，他毫无商量余地的说，“这次必须这么做!”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坚决，让我深深记住要提高自己的站位，做更大的事。后来只要谁和我提起订机票，我就会本能的全身一激灵。我也在那一刻，知道了柳传志的良苦用心，也知道了“带队伍“，心中要有更大视野的真正含义。

后来十多年以后，在我牵头进行收购IBM PC的谈判，我们100多人的谈判队伍，进行了13个月的谈判工作，最高峰在香港的会展中心开了13间房，分成13个谈判小组，整体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走漏一点风声，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初柳传志那次退机票事件的一记重锤，我真的领悟不到带队伍、调动每个人积极性的真正含义。

除了这次退机票事件让我记忆犹新外，还有一次是关于“职业经理人“的讨论。

当时应该是2002年左右，联想内部有一个高层的会，讨论“职业经理人和公司主人“的话题。当时，柳传志问我，“雪征，你认为自己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公司主人?”我回答说，“我是职业经理人啊。”因为，我当时对职业经理人的理解就是“诚信和专业。”

柳传志告诉我，他对我不是这个要求，他是要我“把命放进联想”，希望我真正以主人的态度去做这份事业。当时，虽然我没怎么反驳，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做一个诚信、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有何不对呢?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柳传志身后，看到他一次次以公司主人的心态，带领联想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帮助联想攻占一个又一个高不可攀的山峰，使很多人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才真正明白柳传志那番话的真正含义。

在离开联想的这几年中，我自己做投资业务，更加明白“带队伍“、”以船主的心态做船长“对于一个公司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来源：联想控股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