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人能弘道
中华民族历来尊师重教，并且把它提升到“道”的层次。
古人通常把知识与智慧分为“道”“经”“术”三个层次。
“道”是本源性、终极性的学问，而“经”则是对“道”的阐述，“术”则是实践“道”的手段和方法。
“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古人特别看重它，不仅认为任何知识最终要达到“道”的境界，而且把“得道”视为终极性的人生目标，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庸》：“修道之谓教。”
教育是为了修道。古人所教所学乃是圣贤之道，这样“师”就成了“道”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引导学生寻求“大道”，掌握真理。
韩愈说：“师之所存，道之所存。”
“道”借“师”以行，“师”借“道”以成，“师”与“道”形影相伴。这样，教育目的只是为了“传道”，所以古人“谋道不谋食”，不用学问来谋利，教育不会考虑利益好处，也不会考虑学生的地位身份。
正是这种“求道”的做人教育，而不是知识传授，成为古人教育的最大特点，所以，要“重道”必须先“尊师”。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至今没有断绝，原因之一就是古人一再强调的“师道尊严”，使得人格化的教育得以一代一代地完成，而教师自然成了中华文化的“传灯人”。
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古人的“师道”观念中，首先重视师德，要求教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做学生的表率，也就是说教师在“言传”之外，还要“躬行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若想正人，先要正己。
在某种意义上，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更为有力。孟子说，“教者必以正”，也是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古人区分两类教师：经师和人师。
经师是“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可以讲解经义，教人以学问的人。
人师则是除了有学问之外，“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自己人品修养好，足以成为学生楷模的人。
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容易遇到，而所谓人师，是德、行、才、识都很卓越的，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的人很难遇到。
在教师职业化、专业化的今天，如果教育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甚至极其功利地为了应试，为了孩子将来的职业，没有人格的熏陶和加持，不能不说是人文教育的巨大缺失。
因材施教，学以自得
孔子是善于“因材施教”的教育家，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回答。
古人教学上的“因材施教”，相对应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学以自得”。
教师传授给学生特定的问题解决之道和思维方法之后，教师的传道任务基本完成，学生则进入自我反思、自我体悟的“学以自得”的过程。
教师针对不同学生提供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学生则运用潜在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学习、领悟知识，这就是“自得”。
王阳明说：“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圣人之道。”
古人以“学以自得”为体认真理的正途，也以“自得”作为启示学生的基本方法，强调的是灵性感悟、沉思体味。
“学以自得”是凸显学生的内在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因材施教正是对这一能力的重视和提升。
博学知新，诲人不倦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古人的“师道”要求教师要博学，要有真学问，不固步自封，勇于追求新知识，眼界开阔，学以致用。所以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往往同时是教育家。
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其中可以称之为“贤人”的有七十二人。
除了孔子以外，“第二”大教育家，就要推崇朱熹了。
朱熹时时以孔子为楷模，身体力行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是在官务繁忙的时候，处理政事很劳累，也仍然会在夜里给学生讲学，慕名来学的越来越多，以至于屋子里坐不下。
据朱熹本人说，他一天不讲学就一天不快活，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但是一开口讲学，就好像一身轻松，疾病也荡然无存了。
朱熹一辈子，培养了几千个弟子，可以查到的名家就有378位。同时朱熹还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最有名的诠释者。
教学相长，不耻下问
《礼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教学相长”的本意是指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种学习，教育学生也是一种学习。
教师一方面在学习中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提高进步；另一方面在教育学生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有些问题理解得不透，所以无法向学生讲清楚，即“知困”，这样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增加知识学问。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一个再好的老师，他的知识往往也存在局限性。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朱熹说：“学之大小，故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师生在求学问道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教师对任何人都有“不耻下问”的心态，才能真正“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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