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侨领胡文虎（1882～1954），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客家人。南洋著名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1882年1月16日问世在缅甸仰光。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传统教育。故乡的乳汁滋养了他爱国爱乡、求真求善的情怀。4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其父胡子钦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胡铨的后代。据《胡氏族谱》考证，胡铨当年因奏斩秦桧被贬而闻名于世。其后裔在战乱和饥荒中辗转迁徙，有一部份就定居在客家土楼群立的永定金丰大山。其第31代裔孙胡子钦于19世纪末冒险乘坐“大鸡眼”船，漂洋过海，只身前往仰光，悬壶济世，以中医业为生，创建永安堂国药行，深得旅缅华人的敬仰。嗣后娶李金碧为妻，生文龙、文虎、文豹兄弟三人。文龙早逝，文虎、文豹成为胡氏永安堂成功的继承者。

      胡子钦1908年逝世，他临终遗嘱只有六个字：“做人要有志气。”胡文虎牢记心中。继承父亲在仰光一家中药店，在（永安堂）频临倒闭之际，他对中草药来一场大的改革，研制生产成药，成为闻名于世的“万金油大王”。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发展，胡氏从缅甸外迁到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1920年在总行开设制药总厂，生产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多种成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永安堂又有新的发展，除仰光老行和新加坡总行外，还在曼谷、吧城、槟榔屿、棉兰、泗水等地设了分行。国内各大城市，如上海、厦门、福州、汉口、长沙、天津、广州、海口、惠州、贵阳、桂林、昆明、西安以及香港等也设立分行，在较大的村镇还设立特约经销处。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的虎标良药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各地最缺乏的物质，除了武器弹药，就是**。当时，虎标良药在这个时期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包括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这三大人口最多的市场。据经济学家估计，“虎标良药可能性的顾客相当于地球全人类的半数以上。”“万金油使胡文虎发财何止万金，而是无量数，”（引自康吉父：《永安堂发家史》香港文艺书室出版）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与分析，当时胡氏永安堂最高年产值可达叻币1.2亿元。（叻币，约值黄金1000万两）实在是当时华人首富 。虎标万金油等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居家必备、老少皆知，胡氏兄弟也一跃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和独一无二的“药业大王”。

 　　虎标良药的走俏，给胡文虎带来了巨额利润，以此为资本，胡氏又投资其他企业，星系报业就是其中的一项。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从“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跃。从1913年至1952年，他先后办起了10多家报纸，各报均以星字冠头，组成了他的星系报业王国。在华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创了一个侨界之最。从1913年起，胡文虎先后与人合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新加坡、厦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国，他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星岛周报》、《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虎报》、《星暹日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文虎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竖民众之信念。”胡文虎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他创办的10多家报纸，对促进抗日救国事业，激励人们团结一致，维护华侨权益，推动桑梓建设，振奋民族精神起子重大的作用。       他常说：“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他除了在新加坡马来半岛捐建10多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建学院、广州仲凯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汕头私立回澜中学、汕头市立女子中学、海口海琼中学、厦门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华中学、厦门群惠中学、下洋侨育中学等。在捐建国内小学方面，胡氏的计划更加宏大，他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于1935年宣布捐款350万元，10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到抗战爆发前，全国已建成300所小学，其中福建70所。兴建这些小学时用去经费150万元，余款200万元他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希望抗战胜利后将此款继续兴建小学，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币值大贬，胡文虎建千所小学的宏愿无法实现。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了，唯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但星系报业已是硕果累累，无疑是胡氏一生事业中的又一辉煌成就。他本人虽只读过几年书，然而能独具慧眼，把握时机，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人力去办报，终于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谓“适应时势，恰逢其时”。先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恐慌，继之是中国的“九·一八”、“七·七”抗战和第二次大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倍受重视，报业也就无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在各地积极办报。曾自称：“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与。”